人在夏天
一座黑色的历史纪念碑
——蔡华长篇小说《人在夏天》序
今年蔡华来看我，带上了他刚刚完稿的《人在夏天》，并嘱我为之做序。
这使我颇感意外，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在写。
我和蔡华相识，弹指已有卅载。1984年，河北省作协在廊坊师专办了一期青年文学创作培训班，蔡华是其中的学员之一。他来自唐山市，生得瘦小精致，北人而具南相。这时他在各种文学报刊已发表短篇小说十余篇，是个呼之欲出的作家苗子，河北省作协是把他作为重点对象培养的。班上同为唐山籍学员的，我记得还有何玉湖，健拔英武，很有几分傲气；还有肖波长于农村题材。
毕业之后，人事流转。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半数已经不再写作；或者在写，也是走的其他路数。能在严肃文学领域里坚持下来，并做出成绩的，是何玉茹、雪静、张立勤等人。至于蔡华，我先是听说他去了海南，再后来又听说他到了北京。我原以为，他早已远离了文学，谁知道他竟是一往而情深，兀自在孜孜以求，惨淡经营，这使我感动，也使我感慨。
新世纪以降，小说的主潮是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和呈现，而关于历史，尤其是当代史（诸如“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记忆和想象，则是它侧面的一条沉潜前行的巨大的支流。虽然是支流，但就其创作实绩而言，却是与小说主潮相互激荡，颉之颃之。不能不说，这是新世纪小说的一个宁静的，然而也是沉甸甸的大收获。《人在夏天》踵事增华，讲述的是“文革”中的“武斗”故事。这样的题材，在1980年代郑义的《枫》、金河的《重逢》中表现过。新世纪以来，则有贾平凹的《古炉》、胡发云的《迷冬》、寒川子的《四棵柳》等。这些小说或者是短篇，或者虽是长篇，但“武斗”却又不是叙事的主体。而蔡华的《人在夏天》，却是用长篇的体量，正面、直接、集中地对此描述刻画。这样的把握和处理方式，是不多见的。它独特的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有研究者将“文革”武斗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红色恐怖型”，指的是群众组织（如“红卫兵”）对被批判、被斗争者的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二是“派性斗争型”，指的是对立的群众组织或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三是“刑讯逼供型”，即超越法律框架的，对受害人的关押、拘禁、审讯等暴力行为（见印红标：《“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在这一意义上，《人在夏天》是一部全景式表现“文革”武斗的作品，上述三种类型的武斗在其中均有涉及。当然，构成它的表现重心的，还是在1967年夏季——这也是当时全国武斗的高峰期——H市两大派系组织“革造总”与“三代会”之间白热化、拉锯式的暴力斗争。从武斗的最高指挥层到普通的“革命群众”，从大字报、大批判、静坐、游行、绝食，到攻拒杀伐、流血、死亡，从石块、长矛、棍棒到枪械、地雷、燃烧瓶乃至坦克和装甲车，小说以宏大而井然的视野、细致而凝重的笔法，将这场“热月革命”对社会波及之广、为害之烈，描画得异常充分，令人愀然色变，动魄惊心。而由一斑以窥全豹，不难想见，“文革”期间整个中国的全面内战，给我们这个民族、国家造成的灾难该是何等创巨痛深！据事后调查，从1966年至1975年间，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至于伤亡数字，则迄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像我们所熟知的青海西宁“二·二八”、广西南宁“四·二二”事件，黑龙江伊春事件、湖南怀化事件、陕西宝鸡事件、四川宜宾事件等，不过是卓荦其大者。因此，我说《人在夏天》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并非妄言，因为它俨然是当时混乱、失控状态的中国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文革”期间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大面积、高频率的流血事件，归根结蒂，领导人的“左倾错误”当然难逃其咎；再者，大小武斗的具体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比如小说里的西门少壮、张卫东、廖刚等人——对权力的争夺，也起着直接的作用。如果说这些野心家是鱼，那么大规模的混乱就是他们渴望的水，他们趁此兴风作浪，争权夺利。而这部小说重新引起我思考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这场汹汹蔓延的“历史之恶”里，那些最“基础”的、更广泛的参与者们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通过一个轻飘飘的“被愚弄”的借口，他们就可以完全自外于历史的问责？
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里这场“大革命”的参与者的身上，几乎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被埃里克·霍弗称为“狂热”的东西。他们坚信，只有自己是在和某个伟大、正确、独一无二的永恒“真理”在一起，并将在它的指引下获得一个美好无比的“未来”；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随时保持对它的绝对忠诚和顺从，倾听它的召唤，去行动、斗争和献身。对他们而言，“现在”不值得留恋，因为它只不过是走向“未来”的一个踏垫、一个阶梯；“自我”也不值得留恋，就像是一个空瘪的皮囊，除非有神圣之物照临、充盈，它自身并不具有任何内在、自足的意义。因此，自我——无论是自我的思想还是肉身，均是必须时刻警惕、搏斗、摆脱和献祭的东西；因此，“他们”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单一化的复数，或者说，是复数化的单一，放弃了个体的独立性，放弃了个体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而沦落为完全由外力驱动的齿轮，简单、光洁、专一、坚定，在无知之中成为罪恶事实上的同谋者。这也正是汉娜·阿伦特所致力反思和批判的“平庸的恶”。无疑作为红卫兵代表的方斗斗是这样的人，女主人公罗丽丽也属于这样的人。这些在“大革命”幻景的刺激下亢奋狂热的“革命群众”，在理智上却像是恽方实验室中的那些动物，进入了令人悲哀的“冬眠期”。他们是如此真纯和简单，如此坚定和僵硬，如此严肃地荒诞着和如此荒诞地严肃着，这构成了小说所展现的铁与血的残酷之外，最让我们感到恐惧和不安的社会精神病象。
虽然同属于“平庸的恶”，但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容彼得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之投身运动，与其说是像罗丽丽、方斗斗等人那样怀着强烈的政治信仰，毋宁说更多来自于恐惧，来自于如何在乱世之中自我保全的动机。他既“谨慎得出奇”，却也“义气得出奇”。这种矛盾型人格，使他一方面尽其可能地帮助朋友恽方，而在另一方面，当自身安全——这对他是最重要的——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候，却也总是一次次地背叛、伤害他。最后恽方的死，正是他出卖的结果。可以说，容彼得代表着“平庸的恶”的另一种类型，即不是无知无识、人云亦云，而是由趋利避害的自利意识主导着人格结构的一类人群。只是在协同行恶的同时，他的内心却也总是伴随着良知的怔忡不安；他后来为恽方的母亲养老送终，正是一种灵魂上的自我救赎；可以说，这是小说中最富有人性深度和复杂性的一个人物。
而主人公恽方则是小说中不多见的，能对这场残酷而荒诞的群众运动做出审视和反思的一个人物。在“文革”前，他专心致志于生物学研究。只是因为被打成“狗崽子”，遭到政治歧视和人身凌虐，进而所追求的爱情也被折断，他出于赌气与报复，才“发誓要戴上红袖章，要成为红卫兵领袖”的。虽然因缘际会，他成为“革造总”的第二号人物，但在根本上仍然不失知识分子的底色，仍然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能力。不能否认，他之所以执意要退出“革造总”，作为其“观点”对立方姐姐的死，给他的痛苦震撼是一个重要原因；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他作为这场运动的深度介入者，所获得的“感觉荒谬无处不在”的现实经验；他难以接受，这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武斗，究其实不过是“双方都为保护一个老将而战”的棋局，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玩的游戏”；也难以接受，西门少壮等等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表现出的冷血和无情——“你能命令那么多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学生去警备区门前绝食吗？你能策划一场不惜生命代价去占领一座大楼的行动吗？你能为了争取中央的早日表态而制造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吗？”同样，他也不能接受那么多的“革命战士”为了“适应”生存，而将自我降低到纯生物的水平，“连同友谊、爱情、尊严、良知这些最神圣的感情，都变成了求生的手段！”这一切让他倍感困惑和厌倦，也让他逐渐成为这场运动的疏离者、逸出者，只是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时代，个体选择的自由竟是如此昂贵的奢侈品。在由爱情、亲情、友谊和政治斗争所共同编织的阻挠之网中，恽方就像一只羸弱的飞虫，左冲右突，筋疲力尽，以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应该指出的是，在小说里恽方虽然被塑造为一个悲剧的牺牲者、一个思想型的知识分子，但他的反思也只是有限的，有着不能突破的思想桎梏——他只是“不赞成用绝食、用流血、用武斗的方法去赢得胜利”，却并不否认“革造总大方向是正确的”；他的退出，也往往是以对这一造反派组织“有利”，至少不是“不利于”为权衡；在根本思想上，倒正是他才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对他来说，真正反对的只是在这场“大革命”实践过程中某些具体的错误方式或方法，而不是这场“大革命”本身。不能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个人物应该具有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涵，损害了他应该承载的更丰厚的价值和意义。
再过两三年，距“文革”发动，距小说所叙述的这段史事，倏忽已将有半个世纪之遥。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上，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有一场庄重的“纪念”，其主题，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年，劫毁之余的巴金先生痛定思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曾经力倡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而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这一殷望始终未曾达成。但是，我知道，在许多有心、有志之士那里，这种为大劫难镌刻历史记忆的努力，无论是文字的、影像的、实物的还是其他方式的，却也从未止息过。据说重庆沙坪公园里，尚有一大片“武斗”中死难的红卫兵墓群，这是目前国内所能见到的，唯一一处大规模、保留完整的“文革”历史实体遗存。我想说，《人在夏天》其实是一间纸质的“文革”展览馆，也是一座黑色的历史纪念碑，这里排布着铁与火、血与泪、爱与死，也排布着狂热与残酷、单纯与愚昧、教训与经验。我们这些人，无论是生逢其时者还是后之来者，都应该好好地看一看，想一想，它让我们太息，更让我们警醒。
我愿意看到，像蔡华《人在夏天》这样的作品，能多一些，多一些，再多一些。
2004年8月18日
——蔡华长篇小说《人在夏天》序
今年蔡华来看我，带上了他刚刚完稿的《人在夏天》，并嘱我为之做序。
这使我颇感意外，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在写。
我和蔡华相识，弹指已有卅载。1984年，河北省作协在廊坊师专办了一期青年文学创作培训班，蔡华是其中的学员之一。他来自唐山市，生得瘦小精致，北人而具南相。这时他在各种文学报刊已发表短篇小说十余篇，是个呼之欲出的作家苗子，河北省作协是把他作为重点对象培养的。班上同为唐山籍学员的，我记得还有何玉湖，健拔英武，很有几分傲气；还有肖波长于农村题材。
毕业之后，人事流转。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半数已经不再写作；或者在写，也是走的其他路数。能在严肃文学领域里坚持下来，并做出成绩的，是何玉茹、雪静、张立勤等人。至于蔡华，我先是听说他去了海南，再后来又听说他到了北京。我原以为，他早已远离了文学，谁知道他竟是一往而情深，兀自在孜孜以求，惨淡经营，这使我感动，也使我感慨。
新世纪以降，小说的主潮是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和呈现，而关于历史，尤其是当代史（诸如“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记忆和想象，则是它侧面的一条沉潜前行的巨大的支流。虽然是支流，但就其创作实绩而言，却是与小说主潮相互激荡，颉之颃之。不能不说，这是新世纪小说的一个宁静的，然而也是沉甸甸的大收获。《人在夏天》踵事增华，讲述的是“文革”中的“武斗”故事。这样的题材，在1980年代郑义的《枫》、金河的《重逢》中表现过。新世纪以来，则有贾平凹的《古炉》、胡发云的《迷冬》、寒川子的《四棵柳》等。这些小说或者是短篇，或者虽是长篇，但“武斗”却又不是叙事的主体。而蔡华的《人在夏天》，却是用长篇的体量，正面、直接、集中地对此描述刻画。这样的把握和处理方式，是不多见的。它独特的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有研究者将“文革”武斗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红色恐怖型”，指的是群众组织（如“红卫兵”）对被批判、被斗争者的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二是“派性斗争型”，指的是对立的群众组织或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三是“刑讯逼供型”，即超越法律框架的，对受害人的关押、拘禁、审讯等暴力行为（见印红标：《“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在这一意义上，《人在夏天》是一部全景式表现“文革”武斗的作品，上述三种类型的武斗在其中均有涉及。当然，构成它的表现重心的，还是在1967年夏季——这也是当时全国武斗的高峰期——H市两大派系组织“革造总”与“三代会”之间白热化、拉锯式的暴力斗争。从武斗的最高指挥层到普通的“革命群众”，从大字报、大批判、静坐、游行、绝食，到攻拒杀伐、流血、死亡，从石块、长矛、棍棒到枪械、地雷、燃烧瓶乃至坦克和装甲车，小说以宏大而井然的视野、细致而凝重的笔法，将这场“热月革命”对社会波及之广、为害之烈，描画得异常充分，令人愀然色变，动魄惊心。而由一斑以窥全豹，不难想见，“文革”期间整个中国的全面内战，给我们这个民族、国家造成的灾难该是何等创巨痛深！据事后调查，从1966年至1975年间，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至于伤亡数字，则迄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像我们所熟知的青海西宁“二·二八”、广西南宁“四·二二”事件，黑龙江伊春事件、湖南怀化事件、陕西宝鸡事件、四川宜宾事件等，不过是卓荦其大者。因此，我说《人在夏天》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并非妄言，因为它俨然是当时混乱、失控状态的中国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文革”期间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大面积、高频率的流血事件，归根结蒂，领导人的“左倾错误”当然难逃其咎；再者，大小武斗的具体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比如小说里的西门少壮、张卫东、廖刚等人——对权力的争夺，也起着直接的作用。如果说这些野心家是鱼，那么大规模的混乱就是他们渴望的水，他们趁此兴风作浪，争权夺利。而这部小说重新引起我思考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这场汹汹蔓延的“历史之恶”里，那些最“基础”的、更广泛的参与者们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通过一个轻飘飘的“被愚弄”的借口，他们就可以完全自外于历史的问责？
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里这场“大革命”的参与者的身上，几乎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被埃里克·霍弗称为“狂热”的东西。他们坚信，只有自己是在和某个伟大、正确、独一无二的永恒“真理”在一起，并将在它的指引下获得一个美好无比的“未来”；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随时保持对它的绝对忠诚和顺从，倾听它的召唤，去行动、斗争和献身。对他们而言，“现在”不值得留恋，因为它只不过是走向“未来”的一个踏垫、一个阶梯；“自我”也不值得留恋，就像是一个空瘪的皮囊，除非有神圣之物照临、充盈，它自身并不具有任何内在、自足的意义。因此，自我——无论是自我的思想还是肉身，均是必须时刻警惕、搏斗、摆脱和献祭的东西；因此，“他们”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单一化的复数，或者说，是复数化的单一，放弃了个体的独立性，放弃了个体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而沦落为完全由外力驱动的齿轮，简单、光洁、专一、坚定，在无知之中成为罪恶事实上的同谋者。这也正是汉娜·阿伦特所致力反思和批判的“平庸的恶”。无疑作为红卫兵代表的方斗斗是这样的人，女主人公罗丽丽也属于这样的人。这些在“大革命”幻景的刺激下亢奋狂热的“革命群众”，在理智上却像是恽方实验室中的那些动物，进入了令人悲哀的“冬眠期”。他们是如此真纯和简单，如此坚定和僵硬，如此严肃地荒诞着和如此荒诞地严肃着，这构成了小说所展现的铁与血的残酷之外，最让我们感到恐惧和不安的社会精神病象。
虽然同属于“平庸的恶”，但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容彼得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之投身运动，与其说是像罗丽丽、方斗斗等人那样怀着强烈的政治信仰，毋宁说更多来自于恐惧，来自于如何在乱世之中自我保全的动机。他既“谨慎得出奇”，却也“义气得出奇”。这种矛盾型人格，使他一方面尽其可能地帮助朋友恽方，而在另一方面，当自身安全——这对他是最重要的——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候，却也总是一次次地背叛、伤害他。最后恽方的死，正是他出卖的结果。可以说，容彼得代表着“平庸的恶”的另一种类型，即不是无知无识、人云亦云，而是由趋利避害的自利意识主导着人格结构的一类人群。只是在协同行恶的同时，他的内心却也总是伴随着良知的怔忡不安；他后来为恽方的母亲养老送终，正是一种灵魂上的自我救赎；可以说，这是小说中最富有人性深度和复杂性的一个人物。
而主人公恽方则是小说中不多见的，能对这场残酷而荒诞的群众运动做出审视和反思的一个人物。在“文革”前，他专心致志于生物学研究。只是因为被打成“狗崽子”，遭到政治歧视和人身凌虐，进而所追求的爱情也被折断，他出于赌气与报复，才“发誓要戴上红袖章，要成为红卫兵领袖”的。虽然因缘际会，他成为“革造总”的第二号人物，但在根本上仍然不失知识分子的底色，仍然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能力。不能否认，他之所以执意要退出“革造总”，作为其“观点”对立方姐姐的死，给他的痛苦震撼是一个重要原因；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他作为这场运动的深度介入者，所获得的“感觉荒谬无处不在”的现实经验；他难以接受，这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武斗，究其实不过是“双方都为保护一个老将而战”的棋局，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玩的游戏”；也难以接受，西门少壮等等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表现出的冷血和无情——“你能命令那么多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学生去警备区门前绝食吗？你能策划一场不惜生命代价去占领一座大楼的行动吗？你能为了争取中央的早日表态而制造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吗？”同样，他也不能接受那么多的“革命战士”为了“适应”生存，而将自我降低到纯生物的水平，“连同友谊、爱情、尊严、良知这些最神圣的感情，都变成了求生的手段！”这一切让他倍感困惑和厌倦，也让他逐渐成为这场运动的疏离者、逸出者，只是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时代，个体选择的自由竟是如此昂贵的奢侈品。在由爱情、亲情、友谊和政治斗争所共同编织的阻挠之网中，恽方就像一只羸弱的飞虫，左冲右突，筋疲力尽，以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应该指出的是，在小说里恽方虽然被塑造为一个悲剧的牺牲者、一个思想型的知识分子，但他的反思也只是有限的，有着不能突破的思想桎梏——他只是“不赞成用绝食、用流血、用武斗的方法去赢得胜利”，却并不否认“革造总大方向是正确的”；他的退出，也往往是以对这一造反派组织“有利”，至少不是“不利于”为权衡；在根本思想上，倒正是他才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对他来说，真正反对的只是在这场“大革命”实践过程中某些具体的错误方式或方法，而不是这场“大革命”本身。不能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个人物应该具有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涵，损害了他应该承载的更丰厚的价值和意义。
再过两三年，距“文革”发动，距小说所叙述的这段史事，倏忽已将有半个世纪之遥。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上，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有一场庄重的“纪念”，其主题，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年，劫毁之余的巴金先生痛定思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曾经力倡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而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这一殷望始终未曾达成。但是，我知道，在许多有心、有志之士那里，这种为大劫难镌刻历史记忆的努力，无论是文字的、影像的、实物的还是其他方式的，却也从未止息过。据说重庆沙坪公园里，尚有一大片“武斗”中死难的红卫兵墓群，这是目前国内所能见到的，唯一一处大规模、保留完整的“文革”历史实体遗存。我想说，《人在夏天》其实是一间纸质的“文革”展览馆，也是一座黑色的历史纪念碑，这里排布着铁与火、血与泪、爱与死，也排布着狂热与残酷、单纯与愚昧、教训与经验。我们这些人，无论是生逢其时者还是后之来者，都应该好好地看一看，想一想，它让我们太息，更让我们警醒。
我愿意看到，像蔡华《人在夏天》这样的作品，能多一些，多一些，再多一些。
2004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