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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推荐
内含马可·波罗中国探险路线图，意大利威尼斯市马可·波罗故居珍贵照片以及大量精美彩插。
横跨欧亚,纵横千里,历经二十余年的壮游
这是一次历史上伟大的探索之旅
这是一个青葱少年无法拒绝的梦想
这还是一本最好读的马可波罗游记
最具活力的传记作家亲历马可波罗的行程,重述了马可波罗经久不衰的传奇,解答了对马可波罗的诸多疑问:他真来过中国吗?他和忽必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是怎样描绘中世纪的中国?他又怎么会沦为战俘，身陷牢狱？
 
内容介绍：
马可·波罗，一个来自威尼斯商人家庭的富家子弟，1271年，17岁的他，与父亲和叔叔开始了他们的亚洲之旅。从地中海出发，途径今天的土耳其、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穿越了鸟都无法飞跃的帕米尔高原；走过了“死亡之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途中饥渴、寒冷、野兽出没、盗贼横行，历时三年，一路走来，到达元大都。此后，他深得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忽必烈汗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代表大汗一次次踏上危险的征程……
《马可·波罗游记》的问世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视野，打破了中世纪神权统治的禁锢，一场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名家推荐：
作者饱含激情地重述了关于马可·波罗经久不衰的故事。
——耶鲁大学教授、汉学家  史景迁
贝尔格林以其优美的语言、权威性的讲述，让马可·波罗的世界成为了永恒。
——美国《娱乐周刊》
马可·波罗终于又复活了！毫无疑问，劳伦斯·贝尔格林，这位美国最具活力的传记作家对他笔下人物的成功塑造是无人可比的。
——英国记者、畅销书作家  西蒙·温彻斯特 

序
牢狱中的传奇故事家
 
 
 
1298年夏，欧洲海军强国之一热那亚集结兵力准备对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舰队进行埋伏袭击。
尽管此前双方正式签署了休战协定，但为了争夺通往东方的海上商路，两国间的海上拉锯战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素以“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而著称的热那亚人在旷日持久的对峙中一直处于上风。1294年，热那亚人利用“将所有战舰连在一起形成的战舰方阵”不但粉碎了威尼斯军队发起的进攻，还迫使其狼狈逃窜。第二年，热那亚人又将威尼斯海上商舰击沉，从而最终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海战得利之后，热那亚人继续围追堵截直至把威尼斯人逼退到陆地。1296年，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大肆屠杀威尼斯战俘，给世人留下了“贪婪且凶残”的印象。
但威尼斯人并没有因为遭到这一连串的打击而一蹶不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重整旗鼓。勇敢的威尼斯海军司令指挥着军队再次袭击热那亚舰队，挑起了两个不可一世的城邦共和国之间著名的“库尔佐拉战役”。
 
在新任海军司令兰巴·多里亚的指挥下，拥有88艘战舰的强大的热那亚海军很快便借着周围的有利地形，顺利停泊在靠近突尼斯的温暖水域，并企图“通过守株待兔的方式”来诱惑威尼斯舰队进入他们的埋伏圈。但是精明的威尼斯人并不上当，无奈的热那亚人只能靠偷袭取得一些小小的胜利。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多里亚司令终于失去了耐心，他指挥热那亚舰队北上进入了威尼斯湾。由于北上途经城市实际上都在热那亚人的掌控中，所以热那亚舰队在沿途没有遭遇较大规模抵抗的情况下，在距离威尼斯城东南四百多英里的库尔佐拉海岸附近抛锚停靠。不久，热那亚军队遭到一场暴风雨袭击，导致六艘战舰受损。待天气稍稍好转，热那亚人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在岛上大肆烧杀抢掠，以此来羞辱躲藏起来不肯迎战的威尼斯军队。
1298年9月6日这天，天气异常闷热，威尼斯皇裔安德烈亚·丹多洛亲自指挥的一支由96艘战船组成的舰队突然在浓雾中出现。威尼斯战舰外形酷似巨大的贡多拉，整个舰体轻盈纤长，航行时灵活且速度快，靠居于舰身两侧身强力壮的水手来划行。即便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中航行，这种战船也能迅速调转方向驶向迎面而来的敌人。
但是由于船桨只有在海水较浅区域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威尼斯战船吃水很浅，仅不足三英尺。此外，战船上的条件也很差：士兵们活动空间狭小，由于搭载能力有限，船上仅能装载一周的生活物资，所以士兵们的给养非常有限。为了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威尼斯舰队通常只在夜间发动进攻，并设法在不超过三四天的时间内尽快完成战斗任务。内心充满复仇怒火的威尼斯人将这些纤长的战船停靠在岸边，准备随时向热那亚舰队发动进攻。
 
这支舰队中就有三年前刚刚从中国归来的马可·波罗的一艘战船。44岁的马可是这次海战中最年长的参战者之一，他也是所有人中游历最广的一位。拥有威尼斯贵族头衔的马可自己出资打造了他的战船，并请富有经验的水手掌舵。在围攻过程中，这位从17岁起就周游世界的旅行家泰然自若，信心满怀，大展所长。参加库尔佐拉战争，为马可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在此之前，他的威尼斯同乡曾一度怀疑过他的中国之行。
安德烈亚·丹多洛率领威尼斯士兵绕到库尔佐拉岛背后，下令士兵在此登陆并迅速隐蔽起来。双方停战期间，热那亚统帅多里亚在大致估算了威尼斯舰队的规模后，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威尼斯人之所以迟迟不肯迎战，是因为担心自己根本不是实力强大的热那亚舰队的对手。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9月8日星期日清晨，威尼斯人突然穿过库尔佐拉岛直逼热那亚兵营。
此时，多里亚正迫不及待地想和威尼斯人进行正面交锋，于是他指挥部下从水上和陆地同时迎战：陆地上弓箭遮天蔽日，海上战船激烈碰撞引发了大火。
双方的战斗很快进入白热化。有一天，就在多里亚带着儿子奥塔维奥巡视战场的过程中，突然威尼斯人射来的一支箭直中奥塔维奥，他跌倒在父亲的脚下，顿时丧命。战舰上所有人都对多里亚深表同情，但遭到了他的回绝。“把我儿子的尸体抛入海中，”他命令道，“这将是他最好的归宿。”
借着有利的风势，威尼斯人在丹多洛的指挥下很快占据了主动权，共俘获了十只热那亚战船，就在他们为这次胜利而欣喜若狂时，自己的战船却不幸搁浅了。之后长达四十九小时的激战使威尼斯人精疲力竭，最终束手就擒。在这场战斗中，热那亚人总共俘获八十四艘威尼斯战船，他们将其中一些战船击沉后，又在岸边焚毁了剩余船只。曾经不可一世的威尼斯舰队此次伤亡惨重，最后仅有为数不多的战船侥幸逃脱。在这场战斗中热那亚军队一共俘获八千名威尼斯战俘，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因为威尼斯总共不过十万人口。在与热那亚人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中，这是威尼斯人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打击。
这次失利让威尼斯统帅丹多洛羞愧难当，他命人将自己绑在旗舰的桅杆上，然后不断地用头撞击桅杆，直至脑颅破裂而死。
 
热那亚人清点完俘获的威尼斯战船后，不禁为这次的胜利和好运气欣喜不已。而在数千名战俘中，就有威尼斯贵族马可·波罗。
接下来的四周，热那亚舰队与俘获的船只一同朝南行驶一段时间后，又向西绕到意大利的东北部，最后向北行驶，于1298年10月6日抵达热那亚。马可·波罗的战船最先被拖进了海港，船帆在风中飘舞，战旗歪歪斜斜地挂在桅杆上，而它的舰长此时已沦为身戴镣铐的战俘。
据有关记载，马可·波罗一上岸便被热那亚人关进了监狱。羁押战俘的这座监狱气势宏大，建筑所用的石材都是热那亚人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领事馆里偷来的。此外，作为建筑装饰用的石狮全部按威尼斯城的石狮样子雕刻。狮子在威尼斯是权力的象征，所以热那亚人的这种做法似乎是在向世人宣告他们已经征服了威尼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座监狱称得上是热那亚人强大军事力量的见证。
威尼斯人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被热那亚人对他们的蔑视行为所刺痛，他们声称战俘在热那亚监狱吃不饱饭，而热那亚人却坚持说他们对战俘始终以礼相待。外人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真相介于两种说法之间。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威尼斯战俘在监狱里可以自由行动，甚至可以托人从家里取来奢侈品享用。像马可·波罗这样的重要战俘，一般都被关押在条件较好的单人牢房，他们所使用的床帐是用非常华美的织物做成的，而且还有仆役侍奉左右。牢狱生活并不像外人所想象的那么残酷，但的确是枯燥乏味。
威尼斯舰长的身份使马可·波罗在狱中一直受到优待，所以长期的牢狱生活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相反，他所讲述的亚洲之行的奇闻逸事很快使他在监狱上下，甚至整个热那亚都名声大振，其实早在马可被俘前，他的亚洲之行在威尼斯就已经是妇孺皆知了。马可特别善于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并以此来改变境遇。他凭借着自己在蒙古帝国和印度生活期间培养的生存能力，想方设法去迎合周围人的猎奇心理，很快便引起了大家对他的关注，就连热那亚人也因此给他很高的待遇。最早撰写马可·波罗传记之一的中世纪学者赖麦锡在自己的书中提到：“全热那亚城的人竞相来狱中探望马可，希望能有机会与他交谈。没人把他当作战俘，相反却把他看作是一位值得尊重的绅士。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所以每天都有人带着生活用品来监狱探访他。”
牢狱生活使马可远离了世俗的约束以及生意上的烦恼，他很快成了一名传奇故事家。他给大家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并津津乐道于中国元朝的创始皇帝忽必烈汗的传奇故事，他还声称自己曾亲眼见过忽必烈。赖麦锡写道：“看到大家对中国蒙古大汗的故事如此感兴趣，于是马可便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他们听。在此过程中，有人提议马可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就在日复一日的讲述使马可感到有些身心疲惫时，他遇到了鲁斯蒂谦。鲁斯蒂谦是一位专门撰写亚瑟王传奇故事的作家，并深得英王爱德华一世赏识。他是在1284年8月6日，热那亚与比萨两国发动的梅洛里亚海战中被俘的，在这场战争中比萨遭到了严重打击。鲁斯蒂谦一直想找到某种方式来打发无聊的牢狱生活，威尼斯人马可亚洲之行的奇闻逸事使他眼前一亮。
在当时大多数欧洲人心目中，忽必烈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统治的蒙古帝国是一个非常野蛮、险象环生的王国。而现在鲁斯蒂谦面前的这个人，不仅见过和了解忽必烈本人，而且曾在忽必烈汗朝中为官，并游遍了亚洲。
用鲁斯蒂谦的话说：“马可在忽必烈汗朝廷为官的十七年间，经常奉命外出执行公务。而马可每次都会不辱使命，给忽必烈汗带回各国的信息，所以大汗非常赏识他。忽必烈很欣赏马可的办事能力，对他恩宠有加，以至于朝中其他官员对马可心存嫉妒。马可游历甚广且善于观察，所以他有着非常丰富的阅历。”
在热那亚监狱中，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俘时常会编写一些故事作为消遣，所以监狱似乎是一个云集了贵族作家和准作家的文学领地。在这些人当中，思维敏捷的鲁斯蒂谦更善于用历险、传奇和战争素材编写故事来迎合贵族读者的阅读兴趣。
鲁斯蒂谦意识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将会是他一生中所能听到的最好的故事。于是他立刻找到马可，怂恿马可与他共同创作一部伟大的游记。因为牢狱生活的沉闷乏味，鲁斯蒂谦对自己这一举动的解释是：“我不想成天无所事事，觉得应该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以飨读者。”
马可善于利用逆境，为自己传奇的一生增添色彩。现在让自己的传奇经历被世人传颂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托人从家中取回过去的笔记，立刻与拍档开始了游记的创作。 
 
译者序
 
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恐怕马可·波罗其人以及他的作品《马可·波罗》的真实性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在初次拿到贝尔格林先生的这本著作的时候，我首先被他优美的文字，以及打破普通中国读者惯常思维的叙事风格所吸引。追寻着作者跨越时空的记叙，我逐渐了解了马可·波罗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通过这部作品，我认识了一个见多识广的旅行家马可、一个头脑精明的商人马可、一个好大喜功自负的威尼斯人马可……也领略到他眼中那个别样的古老而神秘的东方世界。
为完成这部集历史、传记、游记特点于一体的著作，作者曾亲自沿着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的行程路线，遍寻蒙古和中国，多方考证和参阅了多达六种文字的原始资料。他还从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双重视角，对七百多年前的这次具有重大跨时代意义的“旅行”重新进行了诠释。
作者的严谨与缜密令人佩服，同时我也不禁因自己某些方面学识的浅薄与可能出现的文字的表达不到位而觉惶恐。恳请广大读者对译本中的疏漏能够谅解，也希望各位能不吝赐教。
无论如何，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会和我一样被这部超越人类知识和想象力阈限的作品所打动，正如美国《娱乐周刊》所言，“贝尔格林以其优美的语言、权威性的讲述，让马可·波罗的世界成为永恒”。
 
周侠
2014年8月于秦州

马可·波罗，一个普通而伟大的人
   
图书封面六个字“商人、旅人、使者”，平淡、简洁概括了马可·波罗的三重身份。当年行走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形形色色的商人数以万计，马可·波罗不过是沧海一粟。马可·波罗的家族在威尼斯有着稳定的生意，他算得上是当地的“富二代”了。但少年的他对外面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憧憬，总是想着跟随父辈到东方寻找更大的商机。在早期欧洲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城市，这种商人并不起眼，算不上今天所谓的“高大上”。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可·波罗也许并不满足做个精明的商人，他对行商所到之地的风土人情、婚丧嫁娶、城池规划异常有兴趣，他对异地风情的描述也充满着人情味。从书中我们看到的马可·波罗更像一个普通的“文化旅人”。和今天很多商人赚了钱，去周游世界、游学、探险很相似。
   
若仅仅是“商人、旅人”，马可·波罗许是并不能让700多年后今天的人们还记得他。此后，他走进了元帝国的大内，结识了忽必烈汗，并以他西方人的见识、出色的口才，青年人的热情打动了年迈的忽必烈，渐渐地他和忽必烈建立了一种有着特殊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虽是君臣，但也情同师徒和父子，忽必烈颁发给他往来各地的金牌，并委以重任，这一切成就了马可·波罗东西方“使者”的角色。而他后来的著述，他所传递的故事，打动了一代代的西方人，哥伦布的大航海也是源于《马可·波罗游记》的启发，东西方交流的使者最终确立了马可·波罗的历史地位。
  

后记：《马可·波罗游记》的是是非非
 
尽管《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的许多内容都非常翔实，但没有人把马可当作史学家，人们还是习惯称他为“百万先生”。1392年，《马可·波罗游记》的佛罗伦萨译者阿马利奥·伯纳贵斯说，威尼斯人马可之所以写下自己的故事“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排解内心的寂寥”。此外，他还提醒读者，“书中涉及的内容都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即便不是马可在杜撰，也可能只是些奇闻逸事而已”。
伯纳贵斯的理由也不无道理。马可的合作者鲁斯蒂谦曾信手篡改了几个有关基督教的奇闻，理由是他认为杜撰的故事会比反映真相更令人振奋。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创作过程中，尽管纯粹的文学加工的内容并不多，但读者对马可的真实经历仍有所怀疑。伯纳贵斯最后还说：“也许马可讲述的经历都是真实的，但我本人并不认同。世界各国出现了很多不同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我翻译它纯粹是觉得好玩，绝不是因为我相信它的真实性。”
这种事听上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另外一部由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编写的与《马可·波罗游记》相仿的作品，便是用虚构出来的各种虚假故事和骗人的神话冒充事实的作品集。约翰爵士用法文写成的这部《游记》最早出现在1356年，因此有人称他为“英国的马可·波罗”。与马可不同的是，这位出身赫特福德郡骑士家庭的爵士，恐怕连自己藏书丰富的贵族图书馆都没离开过。但他自称于1322年（也有人说是1332年）启程去了圣地，后来又到过印度、波斯和中国，最后于1356年（或1366年）结束旅行返回家中。他还声称，教皇在看过他的游记报告后，认为他所记录的一切属实。而事实上，约翰只是把从别处收集来的各种故事进行了巧妙的编辑，这些故事取自包括普林尼、希罗多德这样一些史学家的作品以及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各种传奇和神话故事，甚至其中还包括了连马可都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祭司王约翰的故事。除此而外，约翰还吸收了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的作品，如：阿尔贝特·艾克斯、威廉·的黎波里、奥多里克·波尔代诺内、文森特·博韦。后来，曼德维尔的作品还被其他一些一心想编出自己历史巨著的人剽窃盗用。
曼德维尔虚构出来的《游记》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成为一部广受欢迎的作品，15世纪的时候，曼德维尔作品的印刷量是波罗游记的五倍以上。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两部游记同时被归为旅行当中的奇闻逸事类作品。到了18世纪早期，当人们再次评价曼德维尔的作品时，终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认为该书纯粹是“骗人的”。
与曼德维尔杜撰故事的做法有所不同，马可坚持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当然其中也融入了一些带有主观和臆想甚至神话的成分，他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将故事烘托得更具说服力。如果马可仅以事实为依据，那么他的故事也会和之前的文人遗留下来的作品一样索然无味。马可的故事虽有夸张，但绝不是杜撰，他希望甚至可以说要求读者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这种想法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必须证明自己所说的都是事实，并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读者。
二十多年的旅行使马可意识到，事实要比虚构更难让人接受，所以他一直在设法说服别人接受事实。像马可这样有着丰富经历的作家有必要去吹嘘或者恳求读者一定要相信自己所言都是事实吗？马可非常善于说服那些怀疑论者：他充分利用个人观点以及有关对强大的统治者忽必烈汗的历史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如果马可没有生动刻画和讲述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忽必烈汗，那么他的故事很可能只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对“丝绸之路”上各种不同的生活经历的记述。曾经在蒙古朝廷长期供职的经历将他的作品提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这些经历不仅成就了马可旅行家的身份，而且让他能以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见证人这样的身份来讲述这些故事。
不过马可也有盲点和不足。当忽必烈汗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他没有给读者讲述昔日英雄的日渐衰退，却将笔锋一转去着力描写女人、艺术甚至宗教。不过，他很快又摒弃了这些话题，就像是集市中的一位商人，经过一番权衡和思考后，最终还是决定舍弃一件摆放在自己面前的商品。尽管马可试图表现出自己的博学，但他对历史的把握总有些令人难以信服，有时候他就像个门外汉，对很多事情的了解和把握并不深入。
 
马可去世三百年后，由弗朗切斯科·圣索维诺编撰的威尼斯指南中谈到圣·洛伦佐教堂时，他还提到了这位威尼斯旅行家和热那亚航海家、探险家哥伦布，“‘百万先生’马可·波罗被葬在了教堂的柱廊下，他是在发现新大陆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之前的第一位撰写新世界游记的人。”要是马可生前能听到这些赞美之词，他一定会欣然接受。不过也许他会指出自己并不是探险者，而更应该是一位游历甚广的商人，他沿着传统路线游历并仔细观察了亚洲和印度的一些古国。对欧洲人来说，马可在这些国家的所见所闻，都是他们以前闻所未闻的。
1685年，马可在威尼斯的声誉和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托马索·福加佐尼在他的百科全书式的教会史中，在记叙对圣·洛伦佐教堂的修缮情况时说：“柱廊的中间就是最著名的威尼斯贵族马可·波罗先生的墓地。”——这句话足以让墓地主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了。
遗憾的是，马可的墓地没有被保存下来。1827年，埃马努埃莱·安东尼奥·奇科尼亚在撰写威尼斯人墓志铭的综合目录时，提到波罗家族的墓碑遗失之事。事实上，整个圣·洛伦佐教堂也曾遭到严重破坏，后来又进行了重建。最近的一些调查表明，掩埋在教堂墙体中的波罗家族成员以及其他人的尸骨被收集起来统一埋在了一个墓穴中，后来可能被当作填充物垫在了整饬一新的教堂地下。不管是上述哪种情况，石棺以及标志着马可和家人安息之地的所有物品都没有被遗留下来。
要说波罗家族后继有人的话，非马可三个女儿中的老大凡蒂娜莫属了。她不仅像父亲一样喜欢探险，而且同样总是官司缠身。有记录表明，她时常出入法庭为自己争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产，1362年8月4日，她声称已故丈夫在威尼斯的殖民地克里特岛去世前，用欺诈手段夺走了她的遗产。马可去世后的几十年里，波罗家族内部一直在乐此不疲地争夺黄金、香料、织物和房屋等财产，他们对马可留下的《马可·波罗游记》这笔最大的遗产反倒兴趣索然，似乎谁也不愿为该书的传播做出努力。于是，这一使命只能落在旁人身上，随着手稿在整个欧洲的传播，《马可·波罗游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许多人自发地誊抄马可·波罗与鲁斯蒂谦的合作成果。《马可·波罗游记》最早的读者主要是学者、修士和对此感兴趣的贵族，而在威尼斯和其他教育程度低的地方以及平民对此书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对马可·波罗奇妙的记述的一些传闻。
大约共有119种不同版本的早期手稿被保存了下来，其中的内容大相径庭。一部早期的托斯卡纳方言版本出现时，马可还健在，后来又相继出现了包括威尼斯语、日耳曼语、英语、加泰罗尼亚语、阿拉贡语、盖尔语和拉丁语等欧洲语言的《马可·波罗游记》版本。虽然在活字印刷出现前，《马可·波罗游记》的发行量就已经很大，但它的受欢迎程度远远低于其他书籍。而当时至少有275种约翰·曼德维利的《游记》手稿在读者中传阅。14和15世纪的时候，读者可以读到不少于五百种但丁的《神曲》手稿。
相比之下，威尼斯人对马可的经历的怀疑使他在本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连与马可同时代的但丁也从未提及过他（尽管有些学者认为，他曾非常隐晦地提到过这位旅行家）。在马可生活的威尼斯城，仅发行了两种版本的手稿，其标注时间为1445年和1446年，距马可与鲁斯蒂谦在热那亚服刑的时间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年之久。现在一些幸运的读者也许能查询到这本书的公开发行版本，据说这一版本还与位于威尼斯商业中心的里亚托桥有关——读过游记的读者与吵吵闹闹的商贩们聚在一起，期待着进入忽必烈汗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他们都渴望去见识一下大汗迷人的嫔妃和骁勇善战的蒙古大军。
马可的手稿终于轰动一时。赖麦锡说：“仅仅几个月时间，意大利到处都在传阅马可的游记。”他的这句话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了。事实上，这本书是逐渐被传开的，而且仅此一册。经过了一个多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终于在欧洲历史和文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马可·波罗被人们誉为文化传播者和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广泛经历的人之一，他的足迹遍及从亚美尼亚到桑给巴尔岛的各个地方，他为后代子孙传播了一种民族精神与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体现在这位世界旅行家和商人身上，而且还包括蒙古人、汉人以及印度次大陆居民的文化以及亚洲不同部落的次文化。马可对这些文化的描述，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描述成了19世纪前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主要的信息来源。马可为世人所展示的，不仅是书名字面上所指的“对世界的一种描述”，而且他还在试图挖掘业已丢失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马可重现了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才使得这些人和事不被历史遗忘。
 
编者和学者们曾试图去整理那些凌乱不堪的手稿，以此来打消读者对相关细节的种种疑虑，并引导他们更深入地了解神秘莫测的亚洲和印度次大陆。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僧侣。刚开始时，他还对把这部巨著翻译成拉丁文的差事感到很不满意，他说：“受神父和院长之命以及各位教友之托，本人博洛尼亚人弗朗西斯科·皮皮诺修士，只好接受了这份差事，把原本用托斯卡纳语和威尼斯方言写成的手稿翻译成拉丁文。”从1310至1314年，皮皮诺完成了翻译工作，这段时间也恰好是马可生命的最后一些时日。皮皮诺所参照的手稿与原稿比较接近，但由于马可生前似乎一直在增加游记内容，所以皮皮诺除了担心他的译稿不完整外，还担心它会缺少“原文”带给读者的那种原汁原味的愉悦。
尽管心存顾虑，但皮皮诺还是在译作中掺入了一些明显的宗教思想。这部拉丁文译本向去东方完成传教任务的僧侣们简要介绍了东方的各个教派，在修订译稿时，他还介绍了一些东方的礼节和教义，同时删减了原作中露骨的性描写和一些暧昧的段子。有时候，皮皮诺还会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书稿内容，他希望虔诚的读者们明白“这些曾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污秽环境之中的迷茫的非犹太教民族，应该感谢万能的上帝欣然召唤他们走出黑暗，奔向了美好的光明”。
马可在游记中所表达出的宗教观点与皮皮诺的观点有所差别，有时候甚至截然相反。比如说，皮皮诺在马可每次提及穆斯林或者异教徒的时候，都会插入诸如“仇恨”之类的形容词，从而使读者觉得马可似乎对伊斯兰教抱有成见。但实际上，对伊斯兰教心存敌意的并非马可而正是皮皮诺本人，虽然马可并不欣赏伊斯兰文化中展现出来的那种圆滑，但对伊斯兰教本身他始终抱一种中立的态度。《马可·波罗游记》的一些现代版本也明显受到了皮皮诺的影响。
 
1477年，最早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印刷本在纽伦堡出现，此时离鲁斯蒂谦动笔写作已经过去了175年。该版本的首页插画上整幅刊登了年轻的旅行家的画像，由于需求量一直在增加，所以四年后在奥格斯堡又发行该书的德语版，此后其他国家的出版商也相继刊印了各自的版本。1556年，皮皮诺的法文译作出版，不久它便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法语版本（从此，人们再也不用为鲁斯蒂谦所写的令人费解的法语方言犯愁了）。
意大利语版多年来一直沿用赖麦锡的译作并且多次再版，在帕多瓦去世两年后的1557年，意大利语版大受读者追捧，而此时马可去世已经两百多年了。满腔热情的赖麦锡并不太了解有关马可的种种流言蜚语，他为旅行家的神话赋予了新的活力，并且肯定了马可在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所做的巨大贡献。赖麦锡写道，“直到今天，人们才发现马可在当时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些有趣的细节描写。我认为，人们需要借助完成于两百多年前的不同版本，来深入了解马可的原作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早期的不同版本内容非常准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比现有的任何一个版本更忠实于原作。因此，人们不应该摈弃这些凝结着大量艰辛劳动和努力的伟大成果”。
在赖麦锡心目中，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马可·波罗都算是最伟大的探险家，他甚至比哥伦布还伟大，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这一论断可能会有些偏颇。他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哥伦布来自威尼斯的劲敌热那亚，而且他的航船上挂着威尼斯的对手西班牙的国旗。此外，赖麦锡觉得“因为陆上旅行比海上航行条件更为艰苦，所以相比之下，前者显得更为重要”，而且只有“伟大的灵魂才能经受沿途一连几天甚至数月缺吃少喝的严峻考验，才能沿着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哥伦布在四次去新大陆的途中，一直小心翼翼地随身带着马可的游记，但是这位热那亚航海家始终没有找到马可·波罗所说的中国（马可·波罗让哥伦布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中国位于加勒比海附近）。哥伦布在他带的那本意大利语版的《马可·波罗游记》的页边空白处所做的笔记表明，他特别关注马可曾提到的胡椒、肉桂、丁香等经济作物，哥伦布梦想能把这些东西带回欧洲大赚一笔。同时，他也非常希望能够到达波罗一行曾停留过的地方，他打算去拜见“大汗”向他递交他的资助人西班牙费迪南德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的文书，并且告诉“大汗”有关西方的情况，尤其是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事情。可是，哥伦布也许并不知道蒙古帝国此时早已不复存在了。
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另外一位航海家是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皮加费塔的年轻的外交官，他曾是费迪南德·麦哲伦在1519年开始做全球旅行时的官方记录者。皮加费塔模仿自己的威尼斯同乡马可·波罗记录下了这次仅有十八位幸存者的灾难性的环球之旅。
 
因为《马可·波罗游记》中讲述的有些故事既不完整也不连贯，所以人们认为它是一部没有完成的杰作，一部与后来的航海家和具有远见卓识者进行对话的杰作。
1797年的一个夏日，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由于“身体原因回到了位于波洛克和林顿之间的一个荒凉的农舍居住，这个地方属于萨默塞特郡和德文郡交界处的艾克斯木”。柯勒律治是一位乡村牧师十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当时这个25岁的年轻人刚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毕业。由于没有拿到学位，他便下决心成为一名诗人和理想化的激进分子。极度的抑郁和不良的健康状况始终在折磨着他年轻的身体，所以他只能靠鸦片来寻求解脱。 
“由于身体不适，柯勒律治服下医生开的止痛药后，就开始阅读1613年出版的塞缪尔·珀切斯写的编年史《珀切斯的朝圣之旅》（Purchas His Pilgrimage），在药物作用下，他竟然在椅子上睡着了……”珀切斯的这本书中吸收了马可游记中的很多内容：“忽必烈汗在夏都修建了宏伟的宫殿。”也许珀切斯不会想到自己的作品竟然能催生出英国诗歌中一些最著名的诗句，而且这些词出自他之手：“高高的宫墙围住了方圆十六英里的土地，宫墙内是葱郁的草场、沁人心脾的泉水和潺潺的小溪，还有各种可供狩猎的动物，中间有一座可以随时搬移的华丽的宫殿……”
读完这些文字后，柯勒律治睡着了，“至少表面上看，他沉沉地睡了三个小时”。在梦中，他毫不费力地创作出“两三百句诗”。当他从药物引起的睡眠中醒来后，“立即把自己能回忆起来的在梦中所做的诗句摘记了下来”。因为柯勒律治打盹的时候正在阅读有关忽必烈的文字，所以他梦中所做的鬼怪诗可能都与忽必烈汗有关。
就在这时，“一个讨厌的波洛克商人”的来访打断了年轻诗人的工作。客人走后，诗人“重新回到自己房间，但令他感到惊讶和惭愧的是，虽然记忆当中还保留着一些大致印象，但除了不多的几行诗句和一些零散的画面外，他脑子中的其他东西就像是石子在水面上激起的涟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回忆不起来了”。
经过对那些仿佛从梦中窃取来的材料的一番艰辛的整理，柯勒律治着手写下了《忽必烈汗》的开头几句：
 
在大都，忽必烈汗
修建了宏伟的宫殿。
从这里，神圣的阿尔浮河
流过深不可测的岩洞，
注入幽深的大海。
 
诗人的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他在诗的结尾发出了对贪图享乐者的警告。他仿佛觉得别人正看着他和他的灵魂，于是发出了：
 
小心！小心！
他目光如炬，长发如飘！
围成圆圈，绕行三度，
心怀敬畏，紧闭双目，
皆因他已饮甘露，
又喝过天堂的乳浆。
 
在那个时代，柯勒律治对权力与时空的美好愿望过于理想化了，所以直到二十年后他才打算发表这首《忽必烈汗》，他的这首诗让忽必烈汗在西方人的心中永远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性格方面，身为旅行商人的马可与患有神经衰弱的诗人柯勒律治是截然不同的，但伟大的蒙古帝国却对他们发出了同样的召唤。因为使用药物，所以柯勒律治常会产生幻觉，但这正是他诗歌创作的源泉。不过，柯勒律治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塞缪尔·珀切斯对此的解释是，诗人与马可一样受到了药物的控制。由于马可在阿富汗期间身患重病，所以他可能也用过鸦片，正因为两人都曾食用过鸦片，所以他们才具有超强的洞察力，他们的作品才会如此生动鲜活。鸦片改变了马可，他的洞察力因此变得更加敏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马可仅仅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一切进行了加工和放大，而没有任何的夸张与粉饰。因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有些叙事详细而敏锐，而有些部分却显得不切实际。马可回到威尼斯后，就不再使用任何鸦片之类的药物了，这有助于他从一位精力充沛的往来于各国的使者向纠缠于大小诉讼案的充满复仇心理的商人的转变。
 
尽管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马可·波罗本人，但他那部令人无法分清事实与虚构，囊括了一个庞大地名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却让人难以忘怀。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才发生了一些改观，研究者们试图对他书中混乱的内容加以整理并修订出一部具有权威性的版本。人们对马可的游记之所以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完全是出于一种痴迷亚洲艺术与哲学的东方情结，在这方面尤以法国人为甚。1824年，总部设在巴黎的法国地理学会出版了经过精心改编的《马可·波罗游记》，从此以后，学术界不再考虑该书的内容是否有误，而是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了马可的叙述的真实性问题。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是，尽管马可在用词方面有所夸张，但总的来说，他笔下所描述的大部分内容都经得起推敲，而且该书被认为是有关亚洲大陆上一些人类难以涉足地方的可靠的信息来源。这部曾一度被认为是荒诞而虚幻的作品，终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且还被当作了历史资料。
四十年后，法国语言学家M. G. 鲍狄埃对1824年重新修订的《马可·波罗游记》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它并不是一部神话，也不是毒品刺激下的产物，而是一些非常精确的历史记录。在参照了蒙古和汉人的历史纪录的基础上，鲍狄埃印证了马可描写的商业活动，在皇宫内举行的各种仪式以及各地奇异的宗教、丧葬和婚嫁风俗的真实性。
鲍狄埃的学术发现得到了后来的两位学者亨利·尤尔和亨利·科尔迪埃的进一步证实和润色，他们为世界上讲英语的读者大力宣扬马可的盛名。对这两位学者而言，波罗叙事的最大魅力不在于它的内容或其独特的叙事方式，而在于其中蕴含的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尤尔和科尔迪埃声称：“这是一部充满了谜团的作品，我们对其真实性很有信心，所以我们坚信每一个谜团都一定会有它的谜底。”于是，他们带着自己那个时代的热情和信心，动身去找寻这些谜底。他们借助互联网，不知疲倦地查证了马可曾提到过的亚洲的所有人物和地点，而且还进一步证实了马可的记述可能来自于直接的观察。尤尔和科尔迪埃认为，这一证据足可以还他们心目中的旅行英雄以清白，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这种大规模的查证也让马可富于想象力的性格特点打了折扣。如果马可只是在撰写一部有关亚洲的百科全书的话，那么他的作品绝不会如此受欢迎，也绝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尤尔和科尔迪埃做了加注的版本是原作长度的四倍，他们在书中把马可塑造成了一位地理大发现年代的先驱和一位最成功的雄心勃勃的探险家。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马可甚至要比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蛊惑才去探险的费迪南德·麦哲伦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都要成功。因为马可与他们二者不同，他手无寸铁，没有挑起任何战争，没有俘获奴隶也没有残杀任何生灵。在所有欧洲探险家们所做的旅行中，唯有马可的旅行最终成为一部有着持久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的素材。“他是第一位纵贯亚洲的旅行家”，尤尔和科尔迪埃如此评价马可：
 
他记下了自己亲眼看到的所有国家的名称，并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波斯沙漠、鲜花盛开的高原和巴达赫尚大峡谷，于阗盛产美玉的河流、蒙古大草原，还有在大都建都并且曾盛极一时的一个新的朝代。他是第一位向世人全面介绍中国的旅行家，他不仅描写了中国的幅员辽阔和富庶、宽广的河流、规模庞大的城市、先进的制造业、众多的人口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的海上和内河船队，还为我们讲述了其他奇特的风俗和宗教信仰，西藏的佛教徒，缅甸的黄金塔和叮当作响的塔顶……
 
尽管尤尔和科尔迪埃的用词有些夸大，但这些话绝对是对马可卓越成就的准确评价。马可·波罗和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一样，属于那种身为异乡人却要比当地人更了解当地的人。
在意大利，代表了《马可·波罗游记》研究的最新成就和集大成者当属路易吉·福斯科洛·贝内代托，他将各种不同版本的手稿经过整理汇编成册后，于1928年在佛罗伦萨出版。1932年又出现了一部不寻常的手稿，其中涵盖了更为详细的故事内容和更加新颖的材料，负责此项工作的是英国著名的收藏家和学者珀西瓦尔·大卫爵士，他同时还是一位研究中国陶瓷的专家。出于对《马可·波罗游记》的浓厚兴趣，珀西瓦尔亲自去西班牙的托莱多和红衣大主教弗朗西斯科·哈维尔·泽拉达（1717~1801）的图书馆查找资料，当时红衣大主教收藏着一份比其他版本的内容多出一半的西班牙语译本的手稿。学者们认为这个版本大概是15世纪在意大利创作或翻译而成的，当时正是《马可·波罗游记》从手写稿向印刷版过渡的时期。现在人们把这个版本称为“Z写本”，有时也被称为托莱多手稿。
为了将《马可·波罗游记》最完整的版本呈献给更多的读者，剑桥大学的A.C.穆勒教授和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在借鉴“Z写本”的基础上合作编写了一个“复合译本”，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将几乎所有的或所有现存的被认为是马可·波罗曾说过的话汇编在一起，并注明出处”。1938年，他们的合作成果以英法两种语言出版，同时出版发行的还有两卷注释本。虽然这个“复合译本”是有关《马可·波罗游记》研究的最新成果，但还算不上是一部最完整的手稿，不过穆勒与伯希和紧紧抓住了马可在原作中所传递出的愤慨之情，并融入了一些口头语和学术性内容。与保存下来的前辈们的那些较为严肃的版本相比，他们合作的新版本可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清楚地感受到马可反复无常的性格特点。
 
马可·波罗不仅是一位旅行家，他也是那个时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从一个需要父亲、叔叔庇护的懵懂的十七岁少年，最终成长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麾下的一位经验丰富、充满自信的大臣。他讲述的故事就是他曾见证过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这种做法首开风气之先，也许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完成一件既是文学创作又兼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在知识面和阅历方面，任何一位13世纪晚期或14世纪早期的绅士都无法与马可相提并论。马可以自己大胆的尝试，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知识、经验和想象力。
《马可·波罗游记》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它始终会令仔细研读它的人觉得费解、饱受折磨甚至感到愤怒。当马可完成各种使命返回蒙古朝廷向忽必烈汗讲述途中经历时，他是在转达自己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呢？还是在传达一些经他消化理解了的更有刺激性的东西？抑或是一种幻景，甚至是鸦片刺激下产生的幻觉？ 
多年来与蒙古人一起生活的经历，培养了马可特殊的敏感性。他在蒙古人当中长大成人，形成了与蒙古人一样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所以他想当然地将自己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因此，他在对亚洲的叙述中所表现出的既有西方人长于客观性描述的特征，又有蒙古人对包罗万象的宇宙怀有深深的敬畏的特点，他深信宇宙间存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指引人类行为。马可努力使自己表现得像是一位合格的基督徒，他的合作者鲁斯蒂谦以及后来的皮皮诺和赖麦锡等一些手稿译者也一直在设法给读者留下这种印象。但事实上，在宗教信仰方面，马可与和他亦师亦友的忽必烈一样是个折中派，他的信仰与蒙古人一样是多样化的。
西方怀疑论者认为，马可融合了蒙古人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使他似乎可以尽情地将虚幻之物与现实结合在一起。这种奇特的混合体超越了历史的局限，在激起欧洲人好奇心的同时也让他们产生了种种猜疑。对那些愿意接受马可观点的读者来说，他的故事简直就是一个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万花筒，向世人展示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然而，从以目标为导向的现代科学层面上来讲，马可只是机缘巧合地到过一些地方，所以他算不上是一位真正的探险家。他对难以预知的事情总是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调节自己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的看法与态度。由于他在完成旅行时不带任何功利心，所以他是一位心态最为平和的旅行家。尽管他始终自认为是一位基督徒，但又在伊斯兰教、佛教和其他宗教之间摇摆不定。他通过一些实例证明了自我创造是没有止境的。在马可看来，真实和令人惊异的事物总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时候它们能和谐相处，有时候则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正因为马可具有这些可塑性很强的想法，而且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所以他与后来的探险家们完全不同。他的世界是一个魔幻世界，一个充满鬼怪精灵的世界，他的世界是一个基督教教义所不齿并竭力限制的世界，一个巫术与逻辑推理共存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现实中也许并不存在。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与其他宗教和民族以及无所不在的黑暗势力进行抗争。
虽然马可苦苦探寻的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世界，但他对这个世界的描述却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作为商人，马可认为商业贸易是各国交往的核心内容，它能超越不同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的限制。在马可的世界里，人们遵循一定的政治和宗教法则来生活，同时他也承认，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混乱时代里，宗教信仰是人们应该遵循的唯一法则。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马可·波罗游记》竟然被应用到了地图学当中。马可在游记中插入了各种信息、奇闻趣事以及历史和神话故事，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希望自己的游记成为一部亚洲旅游指南。即便马可在游记中曾亲自绘制或者借鉴了别人的地图，他对世界的理解也是非常传统的——他只知道三个大洲，并且坚信耶路撒冷居于世界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他对后来发现的新大陆一无所知，所以对那些想要追随他的足迹的人来说，马可在书中描画出来的地图根本没有太大价值。虽然马可使用的基本的距离单位“一天的路程”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而且他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分辨方向，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但是生活在马略卡岛的加泰罗尼亚犹太人却在没有参照其他任何作家和史学家作品的情况下，仅通过仔细研究马可的游记，就为14世纪后期的航海家们绘制出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波多兰航海图和地图集，他们的地图集中吸收了马可在游记中列举出的很多地方的特征。其他欧洲制图者也发现马可在书中提供的信息完全可信，并纷纷仿效和借鉴。坦率地说，与一些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中呈现的离奇的内容相比，马可提供的信息的确算得上是比较可信的。弗拉·毛罗对马可在地理方面的才华给予了最高评价，他在1459年绘制的一幅著名的世界地图中还借鉴了从《马可·波罗游记》中收集而来的一些地形图资料，这幅地图至今还保存在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内。
几乎在同一时期，威尼斯出版的由乔瓦尼·孔塔里尼和罗马发行的由约翰·勒伊斯绘制的世界地图也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得到了一些启示。勒伊斯称，他的地图中包括了很多东亚内地的地形图，“他没有按照马里纳斯和托勒密的理论，而是在吸收一些较新的报告内容的基础上完成了地图的绘制，尤其是借鉴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些内容”。
 
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制造者希望商人们能使用他们的地图，沿着马可在“丝绸之路”上的足迹前往大都，但遗憾的是，自从忽必烈汗驾崩后，蒙古帝国也很快瓦解了。于是中国西部一些小国的可汗们便宣布不再效忠元朝，转而信奉伊斯兰教。1368年，忽必烈汗的子孙们被迫放弃大都，蒙古王朝及蒙古和平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丝绸之路”已经不再像波罗一行当年通行时那样安全了。刚成立的明朝政府对与欧洲商人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忽必烈汗统治时期建立的与西方的贸易关系从此中断了，中国再次陷入了与外界隔绝的状态。马可笔下那个富庶的蒙古帝国已不复存在，忽必烈汗走了，同时也带走了那些慕他之名前来蒙古朝廷的外国商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本来人口数量就不多的蒙古人重新回到了在干旱的北部草原上的故居，曾经辉煌一时的蒙古帝国最终成了汉人和蒙古人历史中的一段回忆和《蒙古秘史》中被后人所颂扬的对象。马可在中国期间，元朝正处于鼎盛时期，所以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反映的差不多全是骁勇的将领、温婉的女子、频繁的战事以及一些罕见的奇异风俗。
 
忽必烈的孙子，皇位继承人铁穆耳于1307年驾崩。他死后，整个元朝政权摇摇欲坠，陷入了一片混乱。
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里，汉人再次崛起。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蒙古人逼退到他们以前居住的北部边界。就在同一时期，蒙古势力控制下的所有亚洲国家逐渐四分五裂，使得伊斯兰教传播到了整个波斯。由于没有军队确保“丝绸之路”上的安全，“丝绸之路”北部路段基本上被废弃了。如果马可晚年的时候还有机会重返亚洲，那么当他得知忽必烈汗赐给他的护身金牌如今只是一件过气的普通工艺品时，一定会感到困惑不解。他一定会为自己的《马可·波罗游记》的生命力比当年看似所向披靡的蒙古帝国的生命力还多出几个世纪而感到吃惊。时至今日，全世界的人们仍在追寻着马可·波罗的足迹。
 
在《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得到证实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质疑声仍然此起彼伏。当然，其中有些质疑值得我们商榷，但有些就显得很荒谬了。1995年，弗朗西斯·伍德在她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中声称，马可最远没走出过君士坦丁堡，因此，《马可·波罗游记》要么是马可根据其他旅行家的冒险经历编写而成的，要么就是他根据波斯人所写的旅行指南中的信息和资料完成的。
伍德提出这一质疑很多年后，德国学者赫伯特·弗兰克也提出，马可的游记其实根本就是一些玩笑之词而绝非事实。后来伍德借助大英图书馆的资料，对马可游记的真实性问题又一次提出质疑，结果遭到了对此极为不满的学者们的口诛笔伐，学者们驳斥伍德的依据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波斯人所写的旅游指南”。当伍德提出，为何中国史料文献中从未提及马可·波罗这个名字时，学者们则以中国当代学者杨志玖找到了有关波罗三人去波斯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的历史资料为论据与她进行争辩。
当伍德再次提出，如果马可真的到过中国，那么他一定会讲到长城，但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对长城只字未提，而与马可同时代的其他记述中对长城却有所记载。针对马可为何会忽略了对长城的记述，学者们给出的唯一充分理由就是：长城当时还未建成。
亚瑟·N.沃尔德伦曾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撰文指出，长城建于马可·波罗时代之后的明朝（1368~1644）。他得出的结论是：“让我们关注一下有关长城的神话……四百年前，这个神话传到了西方，虽然它对研究民间传说和神话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但它却误导了史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罗依果·拉赫威茨指出，直到1579年，中国的制图师才提到了长城，“这就意味着在1579年之前，就连中国的地理学家也忽略了长城的存在，因此，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它也就不足为奇了”。
拉赫威茨严肃地指出，几乎所有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误解并不是因为该书是马可借用他人的资料拼凑而成，也不是因为它的结构不合理，而是因为原作内容遭到了人为破坏和误译。拉赫威茨说：“在我看来，即便马可没有亲自到过中国，但他收集到了有关13世纪的亚洲的各种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仅这一事实本身就要比编出《马可·波罗游记》更为了不起。”
虽然赫伯特·弗兰克也曾提出马可很可能没走出过家门这一说法，但他并不认可伍德的观点。尽管马可和他的合作人鲁斯蒂谦偶尔会歪曲某些事实，或者删掉一些读者觉得应该出现在游记中的内容，但按照马可时代的较为宽松的标准来评判的话，他们基本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叙事文本。
在这场世界性的争议中出现的一个最有趣的问题，不是马可·波罗是否真到过中国，因为大量证据表明他的确来过中国，而是为什么人们会一直质疑他是否来过中国。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与马可独特的世界观有关，他十七岁时来到东方，并在蒙古帝国长大成人，他所讲的是沿途学来的各种语言，他生活的环境受到了蒙古人、汉人、佛教徒、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和印度人的影响，丰富的经历在增加他的词汇量的同时也拓展了他的思维。他的游记反映出了一个蒙古成年人所具有的情感，也许这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它新奇而精彩，也是有些人又会对它产生怀疑的原因。
沿着马可·波罗当年的足迹前进的现代旅行家一路上会发现很多从13世纪保存至今的东西。在威尼斯，像圣马可大教堂以及钟楼这样一些标志性建筑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想进一步探寻马可时代证据的游客还会看到马可·波罗的故居。虽然在波罗家族世代生活过的地方如今出现了一些新的建筑物，但波罗宅邸及周边地区依然保持着原貌，就连马可每天经过的起装饰性作用的拜占庭式拱门也保存完好，这道拱门现在是纪念曾经作为海上霸主的威尼斯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的一件历史遗物。
阿富汗依然辽阔、美丽、危险重重而且到处盛开着罂粟花，似乎一切都保持着当年波罗一行翻山越岭前往巴尔赫城开始他们的“丝绸之路”旅行时的原貌。与13世纪时一样，今天的帕米尔高原仍然与世隔绝而且遥不可及，就连卡车或汽车也很少去惊扰它的平静，在当地，毛驴还是首选的出行或运输方式。戈壁滩对于意志不坚定的旅行者来说，几乎就是一块禁地。虽然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帮助探险者在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找到一条最准确的路线，但鸣沙还是会使粗心的游客迷失方向。和马可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一样，蒙古族人对外来的影响始终怀着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与忽必烈汗统治时代一样，蒙古人仍然是大草原的主人，他们过着游牧生活，居住在蒙古包里，蒙古包周围放养着他们的牲畜。唯一不同的是，如今蒙古包周围出现了许多卫星电视天线。蒙古人民正努力调整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以便逐渐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成吉思汗亲手缔造的，作为他统一蒙古各部落标志的旧都哈拉和林早已是一片废墟，成为一处证明蒙古大汗盛极一时的历史遗迹。一只巨大的大理石乌龟是蒙古帝国鼎盛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石龟所在地不远处有座山就以此龟命名。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除了起伏的山丘和早已随风飘散的昔日辉煌，人们再也无法寻觅到忽必烈汗奢华的上都的踪影了。